2006年08月30日18时44分
台湾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的一篇有关富士康员工“超时加班”问题的报道侵犯其名誉为由，向两名记者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并已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一事(以下简称“富士康事件”)，经过近日各大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和传媒界的广泛关注，《华夏时报》深度报道部主任李江涛先生接受了电话采访。
问：“富士康事件”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依据是什么？
答：按照中国的法律，报社和记者都有可能成为被告。富士康公司起诉记者可能有他自己的原因，有他自己的理由，法院受理这个案件也应该有法院自己认同的法律依据。但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富士康公司为什么会对这两位记者进行起诉并理直气壮地要求这么高的索赔？我不知道富士康公司想做什么。
问：到现在为止您对富士康公司对记者的天价索赔依据也是一头雾水？
答：关于富士康公司对记者的天价索赔依据的问题，据目前的报道来看富士康公司讲得不是太清楚。
问：我听了一个说法，法院在受理这种案子时，是按照标的的额度来收取诉讼费用，由于富士康主张的赔偿金额很高，因此，此案未来败诉的一方，将必须支付至少二十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费用。
答：据我了解，确实是如此的。
问：类似事件有无前例。
答：没有听说过。据我所知，类似对报道不满直接起诉记者并天价索赔的事件在国内也是很罕见的。富士康公司要求这么高的额度索赔，应该去针对这两位记者的职务单位《第一财经日报》，而上来就直接起诉记者是很蹊跷的。富士康公司应该明确地讲清楚他们这种做法的依据。这个事件目前已经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企业和新闻人的一场对决了，它涉及到是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媒体对社会的责任、态度以及公共意识的交界部分，富士康公司这么行事让人匪夷所思。
问：在这场诉讼中，富士康公司直接起诉两位《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而不是报社本身这种做法您个人认为是否得体？
答：我觉得很不得体。如果说得严重一点的话，在这个事件当中富士康公司的做法令人不齿，所以让很多网友认为其行经“很下流”。如果富士康公司对报道不满的话那么它应该起诉《第一财经日报》，《第一财经日报》是一个能负责任的媒体。
问：您个人判断富士康公司是否在刻意地用诉讼的方式为两位记者和新闻界制造压力？
答：我觉得压力肯定已经被制造出来了。据我所知，这样的事情是我国新闻史上鲜有的，当事人和传媒同行肯定承受着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
问：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假想一次，遇到这样事件的记者是你的同事或者部下，您大概会怎么处理？
答：我们必须相信法律，相信社会，相信群众。我们的媒体报道准循着社会正义的准则和人道的精神，是为社会进步而努力。我觉得记者的努力应该受到承认，不管在怎样样的情况下，不管是否有诉讼上门，我们都在不断的反思和总结着。
问：假设最后是富士康公司胜诉了，接下来会不会产生更多恶劣的后果。
答：如果是做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可能推断很多的结论。这个事件很让人意外，而且让人觉得很悲壮。
问：为什么会觉得很悲壮？
答：这个事件不是一个《第一财经日报》的个案，我觉得这是对整个传媒业的一个挑战。真相和内幕应该用何种状态揭示给公众，这个问题是每一个有责任的媒体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如果我们把公众想知道的涉及到公众利益的内幕记录下来并作出报道，最终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谁还会对社会真相产生记录的责任呢？这个事件最终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包括传媒界的耻辱，另一种则是对于传媒维护社会公正和报道事实真相的激励。
问：您刚说了此次事件还有很多的蹊跷之处，那么《华夏时报》有没有计划对于这个事件进行进一步的求证？
答：我和我的同事一直都在关注这个事件，我们也借此机会向外界传递我们的一种态度，第一：我们同情《第一财经日报》的两位记者，他们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受到了这么大的压力，向他们表示问候。第二：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相，我和我的同事、同行们会继续进行求证和追踪。第三：我们会持之以恒地关注侵害公共利益的事件，为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中国传媒人应做的贡献。
问：假设此次事件以悲剧结果，你怎么看。
答：我觉得此次事件以悲剧结果的可能性会很大，因为眼下它正以悲哀的面目出现。但是我们会正视这个现实。高尔基说，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大声疾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觉得这种精神是对中国传媒人的鼓励。
问：《第一财经日报》这个报道如果做技术性的解读，能否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
答：我目前对报道的关注主要通过网络，对《第一财经日报》的那篇原始报道的版面呈现了解不太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反思，就是记者应该如何揭露内幕。我们的记者在很多时候并不比公众高明，但是要求他去挖掘真相，报道一些对于普通人很难了解到的东西对记者是一种考验，任何社会都不会赋予记者超乎公民更多的权利，而记者肩负着为公众求证的责任。这样的环境对记者的职业技能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我希望我们的同行不要悲观，因为对公共利益服务的人永远不会是孤独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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